【看点】二妹妹的小秘密

　　 一直以来，我都以为自己作为大姐姐是比较合格的，对弟弟妹妹是比较关心的。可是我却忽略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我的二妹妹。她比我小一岁，我上山下乡的时候，她在家待业，后来家里有了留城的指标，她就留城安排了工作。我感觉她肯定是比较享福的。没想到那天，二妹妹悄悄地对我说：“姐姐，我也写了两篇散文，一直也没有发表，你能不能给我发表了它，让我享受一下文章被发表的快乐。”我说：“这有何难，不是姐姐吹牛，现在也是几家纸媒的编辑，帮你发表一篇散文，应该没有问题。”于是二妹妹将其文章给了我，我展开信纸一看，文字如下：
　　 《我的待业岁月》——这正是我感兴趣的，我曾经问过二妹妹：我去兵团的时候，你在干啥？我上大学的时候你又在干啥？言外之意是嫌乎二妹妹不够努力，没有好好读书。可是看了以下的文字，我的心情不能平静了……
　　 “1973年我初中毕业了,我本应该放松放松了,可事情却不是这样，我却承担起了一个不该18岁姑娘所承担的责任。三妹和两个弟弟都在上学,四妹因我的毕业她也正式入学了,五妹3岁，大姐又在这个时候考上了大学。父母在为大姐高兴的同时又在暗自为挣钱发愁，因为这几个上学的孩子都需要学费,衣服和书本，每一样东西都不能用得太破了。看着父母为挣钱发愁，我看在眼里急在心上。
　　 我本是应该上山下乡的随州哪家医院能治癫痫，但是因为我从小身体不好，身形又长得瘦小，父母舍不得，怕我下乡吃不了苦。大姐上大学前，父母总不舍得让我干活。可眼下大姐马上要去念书，弟弟妹妹们又都太小指望不上。生活压力太大了，实在由不得父母做其他选择了。就这样，我接替了大姐，成了家里除了父母之外的第三名“家长”。
　　 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，我开始了看孩子、洗衣服、照顾小妹的“家庭主妇”的生活。白天晚上都要带着三岁的小妹，白天照顾吃喝，晚上陪睡把尿。我一个十八岁的姑娘成天带着一个三岁的孩子，我真是又郁闷又无奈。于是我开始想办法挣钱，在弟妹放假的时候，我就带着三妹去捡煤核拾柴火，换成钱给父母贴补家用。
　　 在七十年代，女人根本找不到工作，不要说像我这样十八岁的姑娘，就是岁数再大些的也同样无所事事。能下乡的全都下乡，城市里想干临时工都不能。有一次我和同学聊天，说起毕业后无所事事，想谋划个可以挣钱的营生。在聊天中,有个同学说绒毛厂有个分猪毛的活，把黑猪毛和白猪毛分别捡出来，一斤一角五分，人人都可以去领。领上猪毛，回家分捡，不耽误家里的活还能挣钱。我一听这个活真是太适合我了，第二天我就带着小妹和同学们去领了十斤。就这样我找到了一个可以挣钱的门路。接下来的一个月，我每天忙个不停，一个月就挣二十几块钱。我心暗暗高兴，终于可以挣钱补贴家用了。
　　 从拿到*一笔工钱开始，我从来都没舍得花一分钱。直到了1974年的夏天，几个要好的朋友一人买了一条纱巾,我看着也挺喜欢。有一天我去绒毛厂交了猪毛，领了三块钱工钱也想去买一条沙巾。于是我带着小妹去母亲单位找她商量，可是她说什么也不同意我买沙巾。母亲的同事问我发生了什么事，我说捡猪毛挣了些钱，想买条沙巾，我挣来的钱都交给父母了，从来没有乱花过。经过母亲的同事劝说，母亲终于同意我买了那条沙巾。时间过了没多久，父亲下夜班要休息，嫌我干活影响他，小妹又总是在捡猪毛的时候捣乱，没办法我只能放弃了捡猪毛的工作，趁着弟妹休息的时候，去郊区捡些煤核。
　　 虽然父母在上班，但是家里的日子仍然不好过,弟妹上学都要花钱，逢年过年连件新衣服都没有。夏天一人就一条裤子一件上衣，洗了穿，穿了洗，到了冬天把夏天的衣服穿到里面当秋衣秋裤。母亲每天上班，晩上还要缝补衣服做鞋，他们两个人的工资也仅仅只够一家人的吃喝。那个年代人人都吃供应粮，每人每月二十七斤根本不够吃，家家户户都在外面买高价粮。当时父亲每月工资六十七元，母亲打日工每天一元四角元,一个月不休息能挣四十多元。我们家有九口人，每月给上大学的大姐寄二十元，剩余的钱供家里八口人生活。日子过的不富裕，但是家里的生活氛围还是很温馨的。父母每天上班，下班吃过饭给我们讲故事,母亲缝补衣服。
　　 有一次大姐来信说要买条毛裤，家里没有钱，母亲就和同事借了二十元钱买了一斤一两毛线。那时候一斤毛线十七块多，买上线没人织。母亲上班顾不上，我就和母亲说我来织吧。在母亲的指导下，我用了三天三夜的时间织了一条毛裤。母亲很高兴赶紧给大姐寄去了。大姐收到说穿上正合适,从这以后我成了母亲的助手,有啥事都会和我商量
　　 时间过得很快，转眼间就又要放假了。父母又为孩子们下半年的学费书费发愁了，我看在眼里急在心上。在家里实在呆不住了，我就去找朋友小芬说说心里话。小芬和我一样没有下乡，在家里闲着，平时没事我们总聚在一起聊聊天、说说心里话。小芬看到我很高兴，问我很近在忙什么，有没有什么打算。我说：“正在为弟妹的学费发愁。”她告诉我：“马车社收草二分钱一斤,明天去看看吧！”我说：“是真的吗？明天我们一起去。”我回到家，我把小芬说的事情告诉了父母。父亲说：“你去吧，我上夜班，五丫头有我先照看着。”母亲说：“骑上车去吧。”第二天早上5点，我起床收拾好准备出门，小芬早早就在外面等着我了。我俩一人骑着一辆自行车，拿着麻袋就出发了。那时候我们住的地方走出不远就一片麦子地，不像现在到处都是房子。我们顺着麦子地一边走一边拔草。郊外的空气真是特别的新鲜,看着一眼望不到边的麦地，我心情一下子舒畅了，把所有烦恼都抛到了九霄云外。我们边说边拔一直拔到太阳出来，把收获满满的麻袋绑在车上，我们向马车社走去。
　　 我和小芬都没去过马车社，更不知道它在哪。于是我们沿路一边走一边打听，终于找到了马车社。走进马车社大门，就看见院子的两边都是马棚,棚前面是两排柱子。马有的在棚里,有的在外面跑。我看见这样的阵仗，心里有点害怕。小芬看看我，小声说：“没事别怕，你跟着我。”因为不知道收草的具体地方在哪，我们就一直往里走。小芬突然看到有几个人拿着麻袋、绳子和草，就上前问人家在哪收草。那人告诉我们说往里走拐弯就看到了,我们顺着他说的方向走去。人可真多啊，人人都拿着大麻袋，一个人好几袋草。我看傻了，心想我们拔的草这么少，人家会收吗？正在这时候小芬喊着我的名字叫我快去排队，我也顾不上说什么，就跟着她去排队了。虽然是人很多，可是过称的速度还挺快的。一会就轮到了我们，小芬把她的麻袋放在称上。收草的人看了一下秤喊道：六十五斤。然后给她开了票说去领钱吧。我没头没脑的提着麻袋也放到了秤上，等称完一看票上面写的是斤数和钱数。我和小芬拿着票跟着人群走到一个窗口，把票递进去给了里面的人。里面的工作人员递出了一元二角六分，我们拿着钱一边走一边喊着：“成功了！明天继续。”就这样，我每天不到五点就起来拔草，每天都能卖两块钱左右，也算是打了个日工。那个时候打日工一天一块四毛四元，我每天拔草挣得都比打日工的多，还自由不用别人管，想干嘛就干嘛。
　　 时间很快就到了弟妹们开学的时候了，母亲给他们买了新书包、铅笔、书本等等。我拔草挣来的钱终于派上用场了，父母也感觉负担减轻了不少。到了1975年的夏天，父亲亲自和我去拔草。父亲是农民出身,他对农活很精通。每天不到5点我和父亲就起床出去拔草，父亲骑车拖着我到霸王河、李家村。他非常能干，用镰刀割草，一边割草一边给我讲他小时候的故事,教给我割草左手揪住草,右手拿镰刀卡住往下割。父亲割草我收草，不到太阳出来就捆好了两大捆。父亲帮我把草放到自行车上,梱好后让我就去卖草，他就去上班了。父亲和我割草每次都能卖四至五块钱,有时我卖草回来父亲都会买点肉，包饺子给大家改善生活。看见弟妹们吃得那么高兴,我也高兴。那个时候肉每斤九毛五，五块钱能买五斤肉呢。
　　 我毕业后一直在想我们家孩子这么多，负担这么重，我不能坐着吃闲饭，一定要去挣钱养家，找个工作为父母减轻点负担，让他们过几天好日子。集宁的夏天总是很短暂的，八月份天气就开始转凉了，拔草的工作也快结束了。我闲下来就带着小妹一路向霸王河方向溜达着玩，沿路一直想着去哪找点活干。走到霸王河时，看到有很多工人正在修路，大车、小车、挖掘机、压道机摆的满马路都是。地基都被挖开了，大卡车拉来的石头放在路的两边。我突然想到上前去问问要不要雇人干活。我走到一个正在干活的工人跟前问他：“这里要雇人干活吗？”那工人停下手中的活说：“干活的不要，要打石头渣子的，现在石头渣子供应不上。你要想干活，就去工棚报名吧。”我顺着他指的方向来到报名的工棚，小妹在外面等着我，我推门进去，工棚里坐着五、六人。看着我进来，有人起身问我有什么事情。我说砸石头是在这里报名吗？那人招呼我过去，问了我名字、年龄等问题，并一一做了记录。那人带着我和小妹一起来到卸满了大石头的一片空地上。那人说石头随便砸，砸成方形的堆，量的时候好量，有事情到办公室找我，说完那人就走了。我带着小妹激动地回家拿工具，顺便和父亲说说工作的事情。父亲是三班倒，在家的时候不多，有啥事情要先和他说。跟父亲说了工地上的情况后，他有些不放心，说要亲自去看看。我和父亲来到工地，他到办公室、工棚看了看，了解情况后，他放心了治疗癫痫都有哪些进口药。父亲带我来到石头跟前，教我砸石头的方法。他挑了武汉治癫痫病比较好的医院几块好砸的石头，拢起大锤子砸成了小块。父亲说我给你破开大石头，你慢慢砸吧。父亲在铁路工务段工作，砸石头对他来说是很简单的工作。他在单位一直是先进党员，他爱家庭爱孩子，想让我们过上好日子。在单位他从来都是吃苦耐劳，任劳任怨。我看着父亲的一举一动，心想着“父亲你辛苦了，我一定要好好向你学习。”
　　 第二天我叫了两个同学和我一起去砸石头，每天一起走一起回，干活的时候有说有笑的，一点也感觉不到累。父亲有时间就会来帮我，我们的手都磨破了皮，起了老茧，就这样干了一个月。修路的工头来量石头了，因为他们是路修到哪里，收哪里的石头。一方石头六十元，我的石头量了一方半。同学们有的0.7方，有的0.8方，都没有我的多，因为我的石头里有父亲的功劳。我们三个人高兴有说有笑的去领工作，一个同学说领到钱了，买衣服吧。一个说我要买裤子。我什么也没说，我知道我的钱不属于我，家里还有很多人等着用钱呢。到了领钱的工棚，工头拿出花名册，让我们签字，然后把早准备好的三个信封按名字发给了我们。同学拿到工钱马上打开信封数起钱来，我看着她们数的那么高兴，也拿出钱来数。118元钱，在70年代已经是高工资了！告别了一个月砸石头的生活，我回到家把钱交给父亲。父亲拿着钱高兴地说：“能过个好大年了！春节给你们全换新衣服。”过年的时候家里年货置办得齐齐全全的，要什么有什么，日子真的变好了！这样的日子虽然艰难，但是有苦有乐，有父母的陪伴，有弟妹的支持，我在岁月的长河里磨练着自己，成长着自己。正因为有了这一段艰苦生活的磨练，以后遇到什么困难，我都没有退缩过。”
　　 看到这里我很自责，在我去兵团、上大学期间，是二妹妹帮助爸爸妈妈维持着家里的经济开支，说不定我上大学的书本费里就有二妹妹“砸石头”赚的钱！！我真应该感谢二妹妹，是她忍辱负重支持我上大学的资金需求。而我还责备她“不努力学习，不努力读书。”这太没有道理了。
　　
　　 二妹妹的另一篇散文是《留城青年》，她写道：
　　 “在1976年,*出台了一个新政策，每个家庭的子女可以留城一个，我们这个家又开始了新的话题，留谁在城里工作？父亲母亲开始争论了，父亲说留治疗癫痫疾病用拉莫三嗪有效吗男孩，要留大弟弟在城里工作，母亲说男孩女孩都一样，二女儿在家待业三年了就留她吧，两人你来我去吵了两天，我就听着一直没发言，很后终于定下来留我了，父亲早就把表从单位拿回来了，就在柜上放着，没决定留谁所以没填，这时决定留我了，我就开始填表了，填好后父亲送到了单位，我的心也落地了。但事情不是这样简单，父亲虽然同意留我了，但还在不停地叨叨，男孩是姓张的，没有工作以后要娶媳妇怎么办，咱们老了还得靠男孩，女孩嫁人了就是别人家的人了等等。这时母亲很生气开门走了，我不知道她干什么去了，到下午弟妹们都上学了我打扫卫生，看见柜上有张纸，拿起一看就是我填的那张表，我明白了是母亲一气之下去单位要了回来，父亲还装不知道呢，这时我急眼了，父亲在院子里，我把他喊进来，拿起那张表说：“爹你看这是那张表，我妈把它拿回来了，我问你，你到底留谁，说清楚，我走也走个明白，我在家呆了三年，三年来我为家里做了那么多贡献该怎么算？”父亲一听傻了，赶紧说：“留下你呀，已经定了啊”，我说：“那好，你现在就去送到单位，今天是很后一天，明天就结束了。”父亲听我说完就把表格送到单位去了，这样我留城的事情才算完成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