世界上所有的医生，无论他是什么专业，什么职称，有什么资历，他们都共有一个名字，叫医生。医生是人们公认很崇高的职业，从事这个职业必须做到宅心仁厚，在医疗这个领域，称这种仁厚之心，叫医德。我的仁兄，也算得上是个宅心仁厚的好医生。
——题记
一
农历庚辰年二月初七这天，天色灰暗，细雨朦胧，在萧瑟寒风的拂扫下，东庄河河堤柳树，不时旋下去冬未尽的落叶。上午九时，河堤公路上，突然鞭炮轰鸣，烟雾缭绕，一辆白色中巴车在烟雾中缓缓行驶。人们从东庄河两边的村庄赶来，河堤公路两侧慢慢聚满了人，这些人都是东庄河一带的民众，他们自发地来到路边，就是为了迎接载有李仁医师骨灰的灵车回到家乡。人们带着悲伤的表情，一边望着灵车驶来又远去，一边在心里念叨着，李医生啊，李医生，你真是我们的好医生，我们永远忘不了你。
李仁，他既是我的师长，也是我的朋友。1999年秋，鉴于他几十年爱岗敬业、救死扶伤的事迹，我受领导指派，为他写了一篇《白衣如血》的报告文学。2000年春，*卫生部授予他“全国白求恩式医务工作者”荣誉称号。可惜的是，当这个荣誉降临在他面前时，他因积劳成疾而撤手人寰。斯人已逝，让*颁给他的崇高荣誉，竟成了对他的盖棺定论！
我与他相识于七十年代初，那时，他是县人民医院的药剂师，我是刚从医专出来的见习生。从理论走向实践，我见习实践的*一堂课，就是跟他一起学中药炮制，学药房调剂。那时，他大概只有二十岁左右的年龄，身材修长，皮肤白皙，成天笑哈哈的。他和我们一起的几个见习同学非常和得来，特别是他和我之间，本应该是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，可他就象我的兄长一样，处处关心着我，爱护着我，一段时间不长的见习生活，因为有他的关心，我过得特别快乐，自那以后，我对他以仁兄相称。
在那时，我就感觉他对工作特别认真，认真得近乎较劲。有一天下午，我在药房给病人配发了几幅中药后，下班回到了医院集体宿舍。晚上快睡觉时，仁兄来到宿舍对我说，你下午发的药，忘记将包有药引子的小药包给那病人。我对他说，明天我送到他家好吗！他说，不行，如果那病人今晚就煎服了中药怎么办？就这样，他邀我一起，从门诊医嘱记载中找到了病人家庭地址，幸好病人家离医院只有十几里路，我跟着他将那包药引子送到了病人家中，他还在那位病人面前作了道歉。这虽然是件小事，但对我触动很大，可以说，通过这件事，对我后来工作态度起了很大的影响。
八年以后，我在镇医院工作时，听说到仁兄从县医院自愿调到另一个镇医院工作。我不相信这是真的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人是有目标追求的，水是无奈服从的，换成是我，我宁愿在县医院工作，哪怕是在那儿扫地也行，当时，我真是这样的想法。因为好多时没有看到仁兄了，怪想念他的，抱着一来看看久别的兄长，二来探究一下兄长为啥有这逆水行舟的想法和行为，特来到了他工作的镇医院。
他工作的医院，叫杨柳镇医院。医院坐落在英山尖下，东河河畔。我去的时候，正是初春二月，河边薄薄的冰还没融化，英山尖山顶还覆盖着皑皑白雪，河堤上没缀上叶儿的杨柳，随风招摇着，显现着早春的美。其时，仁兄住在医院后山老天主教堂的宿舍里。当我推开他的宿舍门时，仁兄正在宿舍里忙活着自己的早餐。早餐煮的大概是从家里带来的糍粑、油面和腊肉等春节食品。我道了一声拜年啊，仁兄！他见我来到他这儿，喜得不得了，忙说，你好，你好，来了就是年！一番寒喧后，就着他煮着的糍粑、面条，坐在热烘烘的火盆边，两人酣畅淋漓地吃了起来，弄得他的宿舍小屋热气腾腾的。
吃罢早饭，两人聊着。我问仁兄，为啥放着县医院好工作不做，却跑到基层镇医院吃苦来了。仁兄答说，我的志向本来就是想一名医师，无奈我的父亲当初在卫生局工作时，硬将我塞进了县医院，要我从药剂学起。后来，父亲调至区医院后，我这个“药抓子”一直做着“抓药”（药房发药）的事，一直做到想立下自己一番事业时。仁兄说，因为没有正规学历，在县医院，我只能从事药剂工作。在医院工作的那些年，我也没闲着，业余时间我自学很多中医理论书籍，实指望着今后能用得上。后来，县卫生局号召县城年轻医务人员支援基层，我是抱着“宁做凤头，不当凤尾”的想法，主动报名来到了家乡的镇医院，谋求自己的愿望来了。听过仁兄一番话后，我对他“水往低处流”的选择理解了。当时我想，人，为了自己的进步，必要的时候，退一步，是为了冲得更远。可见，仁兄退的这一步，确实是个明智的选择。
二
转眼间到了1985年，这一年，湖北中医学院在英山举办中医函授班。其时，全县几百名中医人员中，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学徒出身，都没有正规学历，我的仁兄也是其中之一。能系统地进行一次中医理论知识的学习，又能得到一个正规学历，也正是仁兄盼望已久的机会。
函授班开班后，虽有两百多人参加函授学习，但大多数是为谋学历来的，有的认为函授学习的东西太肤浅，瞧不起老师讲解的内容。众多学员中，只有仁兄等两三个学员，是真正如饥似渴地投入学习，他们认认真真地听课、做笔记、写心德。一日深夜，仁兄一个人在宿舍里挑灯夜读，面前的桌上堆满了书籍和笔记，此刻，他正在为一个病案苦苦寻思着。突然，函授老师走了进来，看他愁眉不展、殚思竭虑的认真样子，就为他祥细讲解了这个医案。老师望着眼前这个爱学习的年轻人，被他的学习精神所打动，特地送了他一些函授以外的中医书籍，还几次带他到湖北中医学院大学课堂听课，向他传授中医理论研究和论文写作等方面的知识。后来，仁兄对我说，这次函授学习，为他开创自己的事业镀了一层金，收获了一仓中医理论知识。
基层医院不像城市医院，它没有明确的专业分科，不可能只诊治属某个专业范畴的疾病，每个医生也不可能光坐在诊室里坐等着病人前来就诊，有时，不论白天还是黑夜，还得到病人家中出诊。那时候，基层医院医疗条件很差，但不能因为条件差，就可随意或放弃对病人的救治。基层医院的特点，需要每一个医生像万金油一样，对每一个病人、每一种疾病都能作出救治措施。1990年夏的某一天，仁兄在一次出诊中，因自己缺乏西医抢救技能，让病人得不到及时有效救治，而惨死在转院途中。当时，他跪在担架旁边，向死者瞌着头，承认自己处置不力，愿承医疗责任。后来，病人家属理解了他，将他从地上牵起来，对他说，李医生，我们不怪你，但相信你不会总出这样的失误。病人家属的话，象鞭子一样抽打着他，自那以后，他发誓要做一个“全科医生”。
仁兄说的“全科医生”不是现在提倡的面对家庭执行医疗照顾、健康维持和预防服务的职能医生，他的“全科”理念是指应掌握多个医疗专业理论和技能的医生，要做这样的全科的医生，真是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很难。难，不等于说不做，为了适应农村医疗服务的需要，他立下了宏愿，必须要做到！必须要行动起来！仁兄选择了西医内科、外科和骨伤科入手，自己购买了这些专业的书籍，他将书籍中一段段的内容，写成扑克样大的卡片，凡白天业务空闲时间、走路时间、饭前时间，甚至连上厕所时间都掏出卡片读读，晚上抱着理论原著啃到半夜才睡。那段时间，他妻子笑着对他说，你的眼睛全在那卡片上，全在书籍上，对我一眼也“看不上”。同事们说他，李医生为了当“全科医生”，对学习，简直就是走火入魔了。
那年，湖北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在英山办腹外、骨科和麻醉三个专业培训班，别的学员只报一科，他报了三科。别人问他，你怎么学得过来，他说，我要像油坊棕油那样，只要下苦力，定能将那木油楔撞进去，将油挤出来。这样的培训班，侧重的是实践技能的提高，理论讲课时间很少，大多数时间，是由老师在县医院手术室进行现场教学。在三个多月时间里，无论白天，还是夜晚，只要手术室有手术，除了吃饭、上厕、睡觉，其余时间，他都在手术室观摩手术，术后向老师请教问题。为了熟练外科手术缝合、打结基本功，他在葡萄皮儿和弥猴桃皮儿上练穿针、结扎，一练就是一两个小时。三个月时间下来，因为在手术室内泡的时间太长，休息太少，他那一张白皙的脸，累成了腊黄色。带课的教授对院长说，他带课几十年，从没见过这样不要命学技术的。有感于他对医疗外科的刻苦钻研精神，培训班结束后，带课教授将他带到湖医二院继续深造了三个月。经过半年时间的培训和深造，他终于走上手术台，能开展腹部外科手术了。
掌握了一定的西医内、外科基础理论和技能的仁兄，他在临床实践中，如游鱼得水一般，更能较全面、较熟练地为当地群众提供医疗服务。随着他医疗技术水平不断提高，加上他对医疗业务的高度负责，对患者的满腔热忱，使他在鄂东、皖西的英山、太湖和岳西三县间树立了崇高的医疗威信。有付出，就会有回报，他为人民群众付出了爱心，人民群众给予了他“神医”、“仁医”的称谓。有鉴于他突出的工作业绩，1998年，湖北省卫生厅授予他全省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。
仁兄曾经对我说过，当人们给予他这样的称谓时，当组织对他的工作业绩给予充分肯定时，他感到诚惶诚恐。为了不使自己在盛誉之下飘飘然，他用“盛名之下，其实难副”的敬语来警戒自己，让自己更加自觉地学习，更精益求精地做好自己的工作。
三
2000年夏天，我因为仁兄写事迹报告材料，在杨柳镇乡下采撷了几件突出事例，足见他崇高的医疗品德。
在杨柳河边村子，我们找到一位七十多岁的胡姓老人。老人说，1993年夏天的一天，我肚子痛得在床上打滚，当时，孩子都出去打工去了，是村里人将我送到杨柳医院，当天下午，李仁医生为我做了手术，几个晚上，是他守在我的病床边，端屎端尿的照料了几个晚上。后来，我才知道李医生的爱人那几天也病得非常很，我与李医生无亲无戚，他不在家照顾爱人，却来照料我这个老头子，我真是心里过意不去，不知么样感谢他才好。
在杨柳镇土门河，我们找到了一位名字叫胡凤宜的中年妇女。听胡凤宜说，1997年5月，我怀的是双胞胎，是李医生将我接到杨林医院，当晚，他为我做了剖腹产手术。当时，我患有其它疾病，李医生耽心我会发生产后出血和其它术后并发症，一直在病房观察我的病情，直到第二天有其它医生来接班，我的情况有些好转时，他才放心离开病房。我出院后，他多次来我家回访我术后恢复情况，检查两个孩子的发育情况。这位妇女对我说，李医生真是个大好人，那次，遇到他为我做手术，真是我的福分。
在杨柳三门河，我找到了一位当年因摔伤致肠子多处穿孔，名字叫陈平的男子。这位男子说，当年他负伤后，被送到杨柳医院，因为身上没带钱，但李仁医生还是先为我做了手术，让我脱离了生命危险。事后，我送三百元现金的红包给李医生，可李医生拒绝收受，我送了三次，他拒绝了三次，很后，我看他好像是要发脾气了，我才不敢再送了。
九十年代末，收受药品回扣的不正之风，肆虐地席卷到医疗领域，不仅大城市医院深受其害，连农村的镇医院也受到影响。当时，收受回扣药品回扣的方式主要是开“大处方”，然后医生从处方高比例提成中索取回扣，也有直接为“医药代表”（专门推销药品的贩子）代售药品，拿取回扣。那时候，局里经常到各医疗单位抽查、处理回扣问题，据抽查的工作人员反映，在杨柳医院，没有发现李仁医生有开“大处方”的现象。后来，据县有关机关查获的一个外地医药代表交待说，杨柳医院的李医生，真是个“软硬不吃”的真君子，我几次对他“下手”（贿赂）都被他俨然拒绝。
我曾经就这个问题问过仁兄，仁兄对我说，并不是我很“马列”，而是我工作在农村，亲眼看到农户一年为了上缴农业税，为了孩子学费，为了一家人的生计，日子过得很艰难，如果将他们从地里扒出来的辛苦钱，从打工挣来的血汗钱据为已有，我做得到吗！哪怕是收受一元一角，我感觉都是犯罪，都会在良心上过不去，我不愿意让那种黑心钱玷污了我从医的愿望。我当时认为仁兄这种朴素的想法很有道理，如果每一个医务人员，都有一点对群众的同情心，都有一点起码的良心，那么，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高地，会被蛀虫从内部掏空吗，会被那场肆虐的风暴冲塌吗！
很后，我来到了仁兄的家中，是他妻子接待了我。仁兄之妻，四十岁左右，有职业女性的干练利落，也有传统家庭妇女的贤慧之美，我称她为嫂子。我对嫂子说，仁兄真是忙啊，把家里一切都丢给你了。嫂子说，他呀，没把这个家没当成他的家了。我笑着说，那他把哪儿当成他家了。嫂子没理会我的玩笑话，快言快语地说，医院是他的家，病房、手术室是他的生活空间。我问嫂子说，那他再忙也得过问一些老人和孩子的事吧！嫂子听我问了这话，好大半天没说话，稍候，她说，说起你的仁兄对他的父亲的事，至今他还心存愧疚，伤心不已。1995年腊月间，他父亲患食道癌已到了晚期，天天只能靠输药水保持着生命，这时候多么需要做儿子的尽孝守在身边，可他为了医院的病人，只得三两天回来一次，看看他父亲病情如何。那天早上，睡在床上的父亲叫住了他儿子，对儿子说，仁，你的工作太忙了，不要这么跑来跑去的，我终究是要走的人了。儿子安慰了会儿父亲，然后又走了，这天晚上，他忙得又没回家。第二天早上，才看到他父亲不知什么时候，自己扯落了输药水的针头和氧气管，老人就这样逝世了。可怜的父亲，他曾经是县卫生局的老领导，当了三十多年的院长，他知道自己的儿子热衷自己的事业，忠孝难以两全，他不想再拖累儿子了，才这样等于是自尽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嫂子说到这儿，已是泪流满面，潸然泪下。1997年，他儿子高考复习，他从来不过问一下，高考那天，他居然忘记了高考时间，没将儿子送到试场，却来到医院做手术。直到儿子高考结束，他问儿子，你考得怎么样，进县一中应该没问题吧！他儿子翘着嘴回答他说，爸，我是高考，不是中考，你呀，对我一点也不关心，真不像我的父亲！嫂子说，我家每年春节一顿年饭，都不能按时好好吃，菜，热了一次又一次，直到他忙完了工作，才抽空赶回来吃年饭。嫂子说，有时，我自己病了，他都不过问，不照顾我，我感觉他呀，不属于我，是属于病人。
在我与嫂子交谈个多小时中，他家放在茶几上的电话响了三次，打来的电话要么是约诊的，要么是问是否继续吃药的，要么是请他出诊的。嫂子瞄着铃声悦耳的电话，无奈地说，这电话成了寻医问药的热线电话了，我成了他义务接线员。好几次，我说拆了它，可他坚决不同意。
拜访过仁兄之妻，我来到了采访的很后一站，杨柳医院。到医院时，已是到了吃晚饭时间了，我问医院王院长，李医生呢！院长回答，他还在手术室出呢！我对院长说，带我去看看他。当王院长将我带进手术室外间时，我已感觉到仁兄匆忙的脚步声，接着又听到他笑哈哈的说话声，笑声刚尽，仁兄推开隔离室的门，喜笑洋开地出现在我面前。我好久没有看到他了，这时的他，手袖仍撸得高高的，一双经过酒精反复浸泡的手臂，显得纸一样白，浑身带着着消毒药水味儿，绿色的隔离衣未来得及脱下，还穿戴在他身上。我先和他握了握手，他的手是冰凉的。院长问他，你今天做了多少台手术，仁兄回答说，今天才五台，比昨天还少一台，他说的虽然很轻松，可在场的人都知道，那并不轻松，若平均每台手术两小时，也得站十个小时。院长对我说，他长年看到的李医生，要么穿着白色工作服忙碌在病房，要么穿着绿色隔离衣埋身在手术家。这时，我望着穿戴着绿色隔离衣帽，显得有些疲乏、憔悴的仁兄，心里想，这就是他昔日所追求的目标吧！这时，院长招呼仁兄说，李医生，你今天也太累了，赶快换衣服，今晚正好让你的老弟陪你喝一杯，说着，我们一起向医院食堂走去。
第二年春的某一天，杨柳医院王院长给我打来电话，告之我的仁兄因突发急病，抢救无效，已经逝世。听到如此不幸的消息，我为失去一位老师、一位兄长、一位朋友而感到悲痛，当时，我真没想到，那次在杨柳医院手术室的见面，竟成了我与他相会的很后一面，自此后，仁兄他那穿着绿色手术隔离衣的忙碌样子，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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