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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丹枫】哄别人扎根,让自己进城(散文)

来源: 情感文章网 时间:2019-12-16 13:18:01

刚下乡那阵子,男女同学,不论高中初中,不管聪明愚笨,一律是“滚一身泥巴,炼一颗红心”,统统都在接受再教育,也分不出个高低贵贱,人人都“扎根”当农民,“扎根”便失去了它苦难的意味;知青所处的“广阔天地”,清一色行行出“农民”,没有其他行当的优劣对比,于是“扎根”与眼面前的干农活便一样是“脱胎换骨”,习以为常,失去了差别;你也喊“扎根”,我也喊“扎根”,“扎根”成了轻松口号、家常便饭,一时都麻痹了在农村“扎根”的深层含义。

当年,这些十六七、十八九岁刚出中学校门的孩子,只是关注到眼面前的苦筋饿肤,哪会考虑今后“一辈子扎根”将会遭遇到的种种难题:工农差别、文化差异、民族差异乃至生活习俗、语言文字、审美情趣、价值观念等等太多太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必要的思想准备。当时公社有个上海女知青单是因为集体户伙食差,农活累,为了能经常吃到煎饼馍馍、能够躲开日晒雨淋,被村里老娘们掇合而动了心,嫁了个庄稼汉,提前当上了“老娘们”。对于“扎根”尽管没有丝毫的张扬和做作,她却是用实际行动作出了表率。可见有些知青对这样重要的人生课题处理得草率而任性。

两年后,开始了招工提干上大学,知青群体随之分化。可是,往往“革命论调”提得高、“扎根农村”喊得响的人,容易被誉为与“工农大众”结合得好的先进知青,便可脱离农民捷足先登地告别农村走向城市。而那些苦苦盼着也能风光地进城与工人阶级相结合,眼下仍在“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”的知青们却无法摆脱“扎根”的桎梏。于是,浓郁的消沉、失望情绪开始漫延;尤其是工分值低、收益差的生产队,知青则生活在精神物质双饥饿的贫困线上。

我经常下乡蹲点,走村串户接触过许多年龄与我相仿的知青,作为干部,常常要例行公事似地问他们:集体户房子漏不漏?口粮够不够?他们总会这么说:只要身体好,什么困难都好克服。就怕得病,现在生肝炎、得关节炎毛病的“插兄”不少,让队里的赤脚医生治,医术不说,连起码的药都不具备,毛病越拖越重;本来收入就低,有了毛病又出不了工,欠队里的口粮款也越积越多;又不敢回上海,错过了招工机会可是一辈子的事……说着说着,对方就不愿意多说了;而我对于这些问题根本没有解决的办法。于是双方就会沉默不语,心里都觉着挺难受。

然而,这种难受对于我来说只是暂时的,对于他们却是长久仍至终身的。

当自已回到城里,坐在窗明几净的办公桌前时,何曾再去细想:那些仍在农村的“同类”们艰难挣扎的解决途径?尽管是当时的气候政策环境使然,自已是人微言轻,小青年一个,再细想再筹划也是枉然;可是,不能原谅的是:在“扎根”风潮兴盛时,我也与一些刚刚拔下“扎根”尾巴进城吃上了皇粮的知青一道,为了自已能坐稳城里的位置或向往更繁华的去处,做着洛阳纸贵般的文学梦,用知青的苦难制造着自已的敲门砖:高唱起革命的阔论,摇身一变成了“教育者”,在字里行间煞有介事地告诫苦于无法进城的务农知青不要动摇“扎根”,还压上一顶“一辈子”的帽子,以此来换取点滴名利。也许主观上并不承认有投井下石的动机,可是客观上已扮演了“帮凶”的角色。

七十年代初期,我在(延边日报》、《吉林日报》等报刊发表了不少文字,在县城里小有名气,并被誉为延边有影响的作者之一。我写的东西大部分是与知青有关,其中,一辈子扎根边疆干革命的诗歌又占了大头,比如:“良种”、“山村教师”、“女队长”、“边疆民兵”、“故事员”、“同咱一个心眼”、“乡邮员”、“饭店服务员”、“故乡千里来聚会”、“苗房值夜”、“书记上任第一天”、“革命的路”等等。从这些题目中多少可以看出,这些诗都是描写生活在最基层最边远的环境、从事最艰苦最困难的工作而铁心扎根百折不回的知青们。事实上,众多高喊“扎根农村”口号籍此入了党、当了“知青标兵”,又被宣传被树榜样的,风云一时后早早就完成了“农村包围城市”的伟大转折。于是,留下来的知青原本默默无闻的,也只能依样画葫芦,学做着将“扎根”口号当作离开农村通往城市的敲门砖。

僧多粥少,这千军万马过独木桥,难!面对着招工名额的奇缺,个别人则别出心裁为自已谋划出路。有一个上海女知青先以“扎根”为由,与村里一名男青年“谈恋爱”,朝朝暮暮,情投意合。月明人静时分,在自留地里谈情说爱,待撩拨起男方的欲火时,女方则立马反抗与呼救。终以对方“强奸未遂”为由,精神受了“刺激”被公社突击招工走了,男青年则被开除了团籍……为了早日离开农村,她采用的这般卑劣用心去伤害无辜,会受到良心谴责、因果报应的。

七、八年过去了,下乡知青已极难回到城里消化解决。于是,各级领导在加大“扎根农村”宣传力度的同时,要求各县各公社各大队纷纷树起自已的“扎根典型”。我也凑热闹地写了首诗歌《扎根记》。在这首诗里,凭空编出个“上海知青杨桦”扎根农村战天斗地的故事来。

而实际生活中知青又是怎样的状况呢?

上海知青小莲也与诗歌主人公“杨桦”一样插队六年了。不同的是,她没有“杨桦”那股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阶级觉悟,在生产队不言不语,老老实实地只知道干活;在她前面像“杨桦”般能说会干的知青都纷纷上调走了。苦盼苦熬等到了这次省城的招工指标,大队党支部又指定就是给小莲了。

当小莲将手续都办齐时,公社却不让她走——要将她树为“扎根典型”。原因有三:一是她和队里的一个朝族男青年挺说得来(但绝不是恋人),认为感情有培养基础;二是她母亲是上海纺织行业的劳模,做党的表率,工人阶级责无旁贷;三是劝她放弃招工进城而留在农村干革命,对还在农村的知青极具说服力与号召力。

于是,这边做思想工作,上海也做思想工作,又千里迢迢请来了小莲的母亲,众人拾柴火焰高,小莲“一辈子扎根农村干革命”这把火算是烧起来了。一时间,公社书记主持结婚仪式;以小莲和她母亲的名义向留在农村插队的知青及家长发出了“扎根倡议书”;小莲和她的丈夫被突击入了党;团县委委员、县妇联执委、县五七办常委等一顶顶不脱产的桂冠戴在了小莲的头上;她所在的大队也被授于“民族团结村”;她的母亲则四处被请去作报告……

然而,小莲的婚姻生活并不圆满。

十六年后,她与女儿回上海看护瘫痪的老母亲,上海的兄妹都要上班,所以留下她母女俩犹如请佣人,生活费由兄妹分摊。

不久母亲便去世了。

嫂嫂说腾出前房侄子要结婚,留出八平米后房又当饭厅又当会客室还要安置小莲兄嫂和她母女,实难容身。于是,嫂嫂对母女俩下了逐客令。小莲哀求无效后则争辨道:我女儿的户口已回了上海,母亲的房子她也有住的份。于是嫂嫂转向哥哥天天吵着要闹离婚:砸电视、掀床板,闹得鸡犬不宁……

在小莲母女无家可归之际,一道插队的同学帮忙临时安顿了她母女俩人。她整日像祥林嫂般逢人便说:当时不听那帮人的胡说八道就好了;当时招工进省城就好了;只怪自已年轻不懂,真是憨大、十三点——有人劝她:不要怪自已。你母亲一把年纪不也是受骗上当?当时形势就是这样,怪就怪触霉头的事怎么会让你碰到?小莲苦笑着说:准备好了再回东北继续她的“触霉头”,呆在上海比“触霉头”还难过呢……

也是小莲当时老实听话的缘故。我认识一个上海女知青,是省内外闻名的“扎根典型”。她在担任大队书记时,省里想借她再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“扎根”宣传,而“扎根”最过硬的便是在农村成家。于是由省妇联出面,为她寻找男子汉,条件必须是县以下的基层男青年,最好是朝族,更有说服力。省到县,县到公社,层层思想工作铺天盖地。面对着强大的压力,她没有动摇主心骨:在“农村干革命”只是暂时的考虑,遇到“扎根一辈子”这实质性的问题,自己肯定要慎重再慎重,决不能放弃自已的生存底线……她如今在上海某单位也担任了一定的职务。每每谈起往事,她总会诧异于当年自已的果断和坚决。

想当年,延边地区的上海知青近两万人。当时的珲春县也有六千名,如今留下来的不满一百,而在珲春市(县已改市)工作的占了80%,其中,官最大的是担任市委统战部长的耿玉林,廿年前住在县革委会宿舍时,他是我的隔壁邻居,那时在县团委工作。他的夫人是朝鲜族,被他训练得一口上海话。小耿告诉我:要说当官的,还有两个上海人,一个是财政局副局长张根发(我记得第一年回沪探亲,小张才十七岁,为抢行李架,在火车上与人打起来,我还上前劝过架。这次见面,他已是一位十分成熟老练的领导了);一个是档案局副局长褚梅芳(下乡没多久,她就以“传达毛主席最新指示不过夜”而闻名省内外,她与担任珲春镇镇长的当地知青小严结了婚,小严曾是我在县委党校的同学。可惜这次小褚没碰到)。他们的生活相对比较稳定。

多数的上海知青在工厂工作。不管顺境逆境,他们十分要强,许多人下了岗,没有收入,有的去摆地摊,有的卖冰棍,还有的踏三轮车……

踏三轮这活计,对于近五十岁的老知青来说,上坡下坡已力不从心了。但是,他们还是在努力着,因为他们具备了“插队落户”吃苦的底子。我实地了解了一趟:只要客人不出市区,每次坐车只收一元;运气好,一天进项三十元也是有的;一般每天只有十几元,一月也不过是三、四百元的光景。

剩下20%的上海知青,有一些在乡里当教师;真正“扎根”农村的有十来个。山呼海啸般的“扎根农村”风潮,充其量也只有六百分之一(即千分之一点六)的作用。绝大部分知青十分庆幸地离开了曾经“扎根”过的地方;其中,又有绝大部分的上海知青回到了上海;如今留下的这些真正的“扎根派”也是出于千种缘由万般无奈,他们远离了城镇,落户在少数民族边陲,好像是当年运载途中震落的几粒石子、遗漏的一线沙土,与建造宏伟的大厦失之交臂,不能为之添砖加瓦而沉默于山村;更不能追随绝大多数“插兄”一起成为都市的一道风景……

但是,在中国知青这部沉甸甸的史册里,若没有“扎根派”们默默吞咽下的命运苦果,这部空前绝后的“知青史”就将无法得到完整!自由撰稿人王小波生前说过:“上山下乡是件大坏事,对我们全体老三届来说,它还是一场飞来的横祸。当然,有个别人可能会从横祸中得益,举例来说,这种特殊的经历可能会有益于写作,但整个事件的性质却是不可因此混淆。”

的确,坏事就是坏事。面对“上山下乡”、“插队落户”给知青的这一辈或下一辈所带来的种种痛楚,绝大多数知青(包括我在内)均已省悟;若有人还像当年那样:自已呆在城里,让别人在农村“扎根”,以至于仍然愿意再唱“青春无悔”这样高调的话,那就请他来与“扎根派”们调换一种生活,我想,他会马上噤声的。

付出过惨重代价的“扎根派”:历史将记住你们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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