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儿时的记忆中，我们北村的队长经常换人，但唯有大伯例外，所以，他当队长的时候，给我留下的印象很为深刻。
大伯是本家二爷的儿子，身材高大魁梧，背有点驼，整天皱着一张黑乎乎的长脸，走路办事风风火火，该出手时就出手，从不拖泥带水。说话特别严厉，脾气火爆得很。如果有哪位社员做错了什么事儿，他就常常揪住不放，当面锣对面鼓，不留情面，收拾得人实在下不了台。不要说我们这些猪嫌狗不爱的娃娃，都不敢正眼看他，就是和他年纪仿佛的大人们也惧怕他三分。平时，我常常看见，一群妇女们边干活边叽里呱啦谝着闲传，一旦觑着他过来，就戛然而止，默不作声，埋头做活儿；有时，三五妇女在门前正拉着家长里短，手里或补着破衣服，或纳着鞋底，看他一过来，纷纷站起身，哗啦哗啦散开了。那情景，简直就像老鼠见了猫似的。
说真的，我和哥哥见了他就常常手足无措，不但心里紧张，而且很恐惧，因为我们兄弟俩亲眼见识过、领教过他的厉害。有一次，看见邻居的伙伴拿着块马蹄铁玩，哥哥就从窑里头的杂物堆里翻出个牛鼻环来，我们一块在门前的枣树下玩耍着。突然，大伯大步流星走过来，虎着个脸大声吼起来：“你们一个个碎驴的！拿的啥？拿出来！在哪偷的？我非让公安局把你们法办不可！”我俩一下子被吓瓜了，呆若木鸡，眼睛睁得像个酒盅子……
这一夜，我心里害怕得“噗咚噗咚”响，整个晚上都没有睡好。第二天早饭后，大伯就把村里男女老少召集到他的窑院里，火药味十足地开起了“批斗会”，他亮起嗓子一一列举着“罪状”：有的妇女三个一团两个一堆，说是道非；有的社员劳动时，像吊死鬼寻绳，出勤不出力；有的社员给牛割草像猪婆叼柴，拈轻怕重；有的社员犁地时，像猫儿盖屎，应付差事；有的社员大摇大摆，明火执仗，偷生产队里的苜蓿；有的社员把队里的啥东西都往家里拿……说着说着，就亮出了马蹄铁和牛鼻环……当时，我远远地看见，爷爷的脸色很难看，眼睛一下子都绿了。那天，爷爷回到家里，向我和哥哥说起了那个牛鼻环的来历。他说，入社前他曾在山里包山庄，家里养过五头牛，牛鼻环是他找人打制的，我就问爷爷：“爷爷，那您为什么要背那个黑锅啊！为什么在会上不说呢？”爷爷说：“他是我的侄子啊，是队里的掌柜的，你大伯也是为大伙好呢！”
那个年代，人们的日子很不好过。每年夏收秋收，队里缴过皇粮国税后，剩下的粮食预留下来年的籽种，就都分到各家各户去了。到了寒冬腊月或者青黄不接的二三月，多数家庭都要靠吃返销粮维持生活。所以，人们往常都过着“野菜和水煮”、“瓜菜半年粮”的苦日子。后来，全国号召“农业学大寨”，人们起早贪黑饿着肚子，开山修路，筑地打坝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业生产大会战的热潮。
大伯是队长，在住队干部的支持下，他在社员大会上豪情满怀、慷慨陈词，做了一场煽情鼓动的精彩演讲：“眼前吃饭问题，到处都一样，这是暂时的。虽说我们守着穷山恶水，但只要有山、有坡、有沟、有渠，只要我们众人一条心，九牛爬坡，个个出力，黄土也能变成金子的！人定胜天，苦做美吃，我们一定会填饱肚子的！当年的南泥湾就是这样干的，今天的大寨也是这样干的！我们只能靠山吃山、靠水吃水。要吃饭，跟我干！”他的演讲豪言激情、扣人心弦，确实感动了很多社员。
于是，那个初冬，一场熊熊的大火从沟底哔哔啵啵燃烧起来了！整个山沟里西风呼啸、红旗漫卷，热火朝天的大会战场面摆开了！人们排成一条龙，一镢头一镢头叩石垦壤。冬去春来，山庄里几百亩地开辟出来了，半沟里几孔窑洞倚崖开凿出来了。随后，大伯又动员人们“酸枣接大枣”、“杜梨接梨树”，把荒山也变成了“花果山”。如此以来，荒坡遍地是庄稼，沟渠上下全是杂果。不久，队里也养起了成群的绵羊和山羊，遇上逢年过节或者大会战，队里也会偶尔杀只羊犒劳犒劳大伙，解解馋气。所以，方圆十里八村的人都说，我们北村人粮多，北村人劲很大。就这样，我们北村也成了全公社艰苦奋斗、自力更生、丰衣足食的先进典型，大伯也着实风光了一回！
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，年龄渐大的大伯辞掉了队长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全面开始了，土地包产到户了，牛马驴骡子都分到户里去了，架子车、新式铁犁、铡子、硬轱辘土车、石碌碡等各种农具也跟着分到户里去了。大伯是村里很能吃苦、很能干的人，他一个人开了几十亩荒地，养着几头牛，是北村*一个买了新式铡刀的人。他家的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、像模像样，不缺吃的，不缺穿的，不缺花的，许多人都羡慕得不得了。这个时候，他好像再也不收拾人了，比以前慈祥多了、随和多了，也好接触了。记得我们家随时借用他家的架子车和铡刀用，他都显得很客气很大方。大忙天碾场时，哥哥和我也经常过去给他帮忙。倘到了大年夜，我们一大群侄孙们去他家坐夜，他总是端出一笸箩枣、核桃、牛心柿子，不停地让我们吃。临走时，还把我们的衣服兜塞得满满的，让我们带回家去。
说起过日子，大伯省吃俭用、节衣缩食，舍不得花钱，有时甚至对自己很苛刻，村里就传出了这样的故事，说大伯把攒的一厚沓钱一直压在箱底，竟然不知什么时候让老鼠咬得没角角了，拿出来放在簸箕里晾晒，还叫邻居看见了呢。这件事，在村里一时被传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。我没有亲眼见过，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，也不敢妄说。
不过，大伯在窑院前和人们晒暖暖时，经常感喟自己的命苦，这可是千真万确的。他说，自己生在了滩滩，滚到了洼洼。年幼时死了爹娘，跟着就离家四处逃荒讨饭，七八岁时来到了北村，是好心善良的二爷二婆收留下了他，然后就做了他们的干儿子。
有一次，眼见着大伯心情不错，和大伙聊得很乐呵，我竟然斗胆问起他：“大伯，你还晒过钱？你的钱被老鼠咬得没角角了？”这时，大伯匆匆地站起身，一边拍着屁股上的土，一边答非所问地说：“日子过得跟绳子捆了一样紧，都鸡屁股里等着掏蛋呢，哪来那么多钱？你们看，我这腿！腿……”说着，就步履蹒跚地走了……
望着他伛偻的背影，我就仔细琢磨，大伯真的把钱看得很重，大概也是苦日子、穷日子过怕了的缘故吧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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