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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流年·忆江南】何处植青藤(征文·散文)_1

来源: 情感文章网 时间:2019-12-23 17:26:11

欲写徐渭(字文长,号青藤、天池山人等),手中的笔便沉重了起来。像他这样痛苦又卓绝的灵魂,每试图靠近一次,都会体验到彻骨的冰冷,但这冰冷只是烈火的外在形式,或者说仅仅是我们作为客体的表象感知。翻开他的画册,捧读他的诗文,分明能听到笔墨沙哑凄厉的呼啸,看见从字里行间淌出的泪滴。精致、细腻、优美、富丽绝非徐渭的表述方式,而似乎唯有失意、忧愤、绝望和癫狂方能催生他的艺术。这是一种极富悲剧意味和生命张力的表现主义,它扫尽铅华、不合时调,却个性张扬、石破天惊;它脱略形似、尽情宣泄,却天纵其才,前无古人。

徐渭生前寂寞,死后却大放异彩。在这一点上和他类似的还有西方的梵高。在徐渭去世20余年之后的某日夜晚,明末文坛领袖、“公安派”代表人物袁宏道在时任国子监祭酒的朋友陶望龄家中做客,袁宏道无意中走到书架旁,随手抽出了一本诗文集,虽“恶楮毛书,烟煤败黑、微有字形”,但袁宏道只是略读了数篇,便惊骇不已了,急忙叫来陶望龄,问是何人所作?陶望龄称这是同乡徐文长之作;袁宏道追问“是今人还是古人”?得到的回答是作古多年了。随后两人一起凑在烛灯下,一边读着,一边啧啧赞叹着,甚至于大喊大叫了起来,全然进入了一种忘我的状态。仆人们纷纷从睡梦中惊醒,相互打听发生了何事?袁宏道感叹道:“盖不佞生三十年,而始知海内有文长先生。噫,是何相识之晚也”。以后,袁、陶二人均写过徐渭的传记。

每当我想起几百年前的这个天公开眼的夜晚,便会心生感动。一个饱受忧患、凄凉离世多年的文人,竟在这样的一个时刻,被一种神秘的力量召回人间。而这位心肠古厚、独具慧眼的隔世知音袁宏道,此后费尽周折,多方搜集徐渭的遗稿,进行了深入的研究,确信这是一位不世出的奇才。他开始东奔西走、不遗余力地向社会宣扬徐渭、推崇徐渭,使徐渭渐渐被当时人所了解,甚至于形成“今海内无不知有徐文长”之势。所谓“是金子总会发光”这句话,在我看来只表明了一般规律,因为真正被掩埋被断送的我们已无从得知。或遭焚毁、丢弃;或不被记录和保存,文化的一抹葱绿,实在是太容易被时间的流沙所遮蔽。

但徐渭却在被遗忘的边缘由一双温暖的手拽了回来,而且徐渭的隔代知音和崇拜者越来越多,知名的有:陈洪绶(明末大画家,曾从家乡诸暨搬到绍兴徐渭的青藤书屋寄居有年,以此表达足够的崇敬和仰慕)、八大山人和石涛(皆深受徐渭大写意艺术的影响)、汤显祖(对徐渭的剧作赞叹不已,当与徐渭并称明戏曲的“双子星座”)、周亮工(清末明初文学家,称徐渭各项艺术才能“俱无第二”)、郑板桥(在其诗作《题青藤小像》中云:“甘心走狗列门墙”),以及近代大师吴昌硕(称徐渭画“奇古放逸,不可一世”)和齐白石(曾云恨不生前三百年,为青藤铺纸磨墨)。民间也把许多传奇故事的主人翁移栽到徐渭身上,推波助澜,使之更富传奇。

这既是徐渭的幸运,更是中国文化史的幸运,但对生前苦难的徐渭而言已无从感知这一切了。我们难以想象,如果没有袁宏道,没有那个天公开眼的夜晚,像徐渭这样的旷世奇才是否会被永久地埋没掉?是否会有被后世列为“明朝三大才子”之一的光芒与荣耀?不得而知!

作为“明朝三大才子”之一的徐渭,在诸方面和另两位大才子解缙、杨慎迥异,就民间层面而言,徐渭的影响力则远远大于解、杨二人。相形之下,徐渭的人生遭际更为跌宕,身世背景更为复杂,精神困厄更为深重。正所谓“孤孳之苦,履历之难,偃蹇之状,骨肉煎逼,萁豆相燃”(徐渭《上提学副使张公书》),其中也包括他个人婚姻的不幸。

有必要把此三人作一横向的参照和比较,窃以为更能加深对徐渭的认识。

徐氏一族虽属世代书香、会稽名门,父亲曾中过武举。但家道在徐渭出生不久即告中落。徐渭百日丧父,又属庶出(生母侍女出身,在徐渭10岁时改嫁),故而徐渭很早即体会到世道沦落、家庭变故之痛。而解缙从小家境裕如,祖父解子元为元至正五年进士,父亲解开五知贡举,明初授官不受,属于高蹈孤傲之士,常年热衷于著述及办学;其母高妙莹饶有学养,通文史,擅音律,精书法。生在这样的家庭,解缙打小就受到良好的调教,他衣食无忧、安安稳稳直至一考成名。杨慎的家族背景比之解缙更为显赫,其祖父杨春曾任湖广提学佥事,其父杨廷和官拜礼部尚书、武英殿大学士、内阁首辅,执掌朝政多年,政治地位一人之下、万人之上,后因“大礼议”而致仕。

徐渭在科场八次落第(性情和文笔皆不拘礼法,故不入时人眼),仅在20岁那年考中秀才。即便这个秀才,也因后来犯杀妻案入狱而遭革除。徐渭终身困顿于此,深痛于此。由于连个举人都不是,他一生只能游离在“体制”外而遭冷落。聊可提及的事功是曾充当领兵部尚书衔兼福建、浙江总督胡宗宪的幕僚文书,一展其军事谋略之才(为胡大将军抗倭灭倭出谋划策,甚至曾亲自参与军事行动)和经世志向。虽然胡宗宪威风八面,位高权重,但对徐渭却是礼遇有加,甚至为徐渭科考之事专门向考官打招呼,亦曾为其择妻。但所有这一切,并没有改变徐渭不仕不隐、“叨奉管毫”(《徐渭集》)的“刀笔吏”的卑微地位,且随着胡宗宪被指为严党下狱致死,使徐渭立时没了靠山,深惧被牵连而精神失常,屡次自杀(自杀方式也是徐渭式的:斧劈头颅,锥入双耳),又于第二年误杀其妻。也许是徐渭命不该绝,老天有意挽留其性命,以促其完成应负的使命。徐渭杀妻入狱七年后,在一位名叫张元汴的热心朋友的多方营救下被保释出狱。出狱时徐渭已53岁。他已然洞彻了世道人心,放弃了青年时代的梦想,从而回到了自我价值中枢。生命最后的二十年,徐渭以个体生命的熊熊燃烧和惊世骇俗的艺术表现,终成一代大家。他晚年仅靠卖画为生,时常“忍饥月下独徘徊”,但若有显贵之人登门求画,却一概不见,甚至大声地对门外喊:“徐渭不在”。他死时,家徒四壁,床上连双席子都没有,唯有一条狗与之相伴。

而解缙呢?19岁即考中进士,可谓天之骄子。初受明太祖朱元璋赏识,后被明成祖朱棣重用,成为自明朝开国以来首位内阁首辅,更因担任《永乐大典》总编撰而名垂青史。由于秉性刚直,在立皇储及所谓“私谒太子”事上不避斧钺,成为皇族权利斗争的牺牲品,先入诏狱,后被灌醉后扔进雪地里,竟活活冻死。行文至此不由感慨,当年多少学子寒窗苦读、汲汲于功名,然官场之龌龊,朝政之黑暗,完全超出他们的意料。无数“考而优则仕”的杰出人才,意气勃发,却落得满脸土灰,忠心辅国,竟然不得善终。他们中的许多人,秉持着公义和良知,希望建功立业,造福社稷,但又不得不周旋在那些个弱智、昏庸和病态的皇帝身边,即便一时得宠,也难逃悲惨的结局。轻则廷杖、遭贬;中则罢官、流放;重则处死、灭族。所以,明代的官场,可谓充满血腥,暗无天日。

杨慎还算是得到善终的,但也好不到那里去。他是正德五年一科的状元,被授翰林院编撰及经筵讲官等职。他才高八斗、忠直耿介,年轻时一腔热血,在“大礼议”时违逆“圣意”,犯言直谏,得罪了心胸狭隘、人格缺陷很严重的嘉靖帝,先遭廷杖,后发配云南边地长达30余年,一生未被启用。但他宁折不弯,随遇而安,从生命本体出发,以惊人的才华,涉猎多类学科,个人成就除诗文词曲外,但凡经史、训诂、名物、书画等领域靡不通晓,均有建树。其一生著述多达百种以上。《明史》认为“明记诵之博,著作之富,杨慎为第一”。他就像是一颗巨星,被庙堂的乌云一时遮蔽,却在生命的另度空间划出一道更为璀璨耀眼的光芒。时人对他所了解的,也许是那首经电视剧的传播而脍炙人口的《临江仙》:

滚滚长江东逝水,浪花淘尽英雄。是非成败转头空,青山依旧在,几度夕阳红;

白发渔樵江渚上,惯看秋月春风。一壶浊酒喜相逢,古今多少事,都付笑谈中。

于此我们可以看到,徐渭虽然一生都处在底层社会,频遭不幸,但却以他的深厚底蕴和旷世才华实现了生命的跨越。他就像一只草丛里飞起的雀鸟,在经历了上升途中所有的压力测试之后,升向了高空,并瞬即化成了一只大鹏。而解缙、杨慎都曾高居庙堂之上,并没有尝到多少人间的苦寒和辛酸,但他们却以高贵的人格、士子的良知和舍生取义的道德勇气,头撞坚硬的磐石,即便血流满面,亦在所不惜。

客观而论,和徐渭相比,解、杨得以青史留名,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。如果不在体制内,解缙断不可能和《永乐大典》扯上关系,而杨慎也没有资格参与什么“大礼议”。徐渭则不然,作为一介布衣,他完全被世俗社会边缘化了。倘没有杰出的艺术成就,即便遇上了袁宏道,他也只能被埋没掉。后人最多记得他曾做过小小的幕僚,为抗倭事业出过一点力,从而把他的名字归类到无数个“绍兴师爷”的谱系之中,说不定我们今天还不知道曾有过这么一个人。作为明朝一流的文学家、戏剧家、书法家和画家的徐渭,虽身逢浊世,但毕竟不为浮云所蔽,并且最终成为一代宗师。所以,人们又慷慨地在他的名字后面再添上一个头衔:“军事家”(这同样当之无愧!)。

徐渭之所以是徐渭,实在是一件概率极低、太过离奇的事情,想必徐渭生前也绝对想不到,他的那些浸透了辛酸和泪水的笔墨,会在后世引起如此大的反响。徐渭虽然也自负,但也不可能事先估计到会被后人推上明朝“三大才子”的高度。所以,我并不同意余秋雨在《青云谱》一文中所说的:“他(指徐渭)又多么清楚自己在文化艺术史上的千古重量”,徐渭的“千古重量”谁都不会否认,但这只能是历史和后人称量出来的,作为艺术家的徐渭本人,只能从艺术生命的本体出发,而不可能一边创作一边给自己确立一个历史定位。况且,这并不符合艺术创作的一般规律。

倒是有必要面对徐渭的存世作品,来看一看他究竟取得了哪些惊人的成就。

袁宏道在全面、系统地研究了徐渭之后,在一封尺牍中写下这样的评价:“宏于近代得一诗人曰徐渭,其诗尽翻窠臼,自出手眼。有长吉之奇而畅其语,夺工部之骨而脱其肤,挟字瞻之辨而逸其气。无论七子,即何、李当在下风”。这样的评价,只能以“崇高”来形容。但这仅仅是指他的诗。

徐渭尝言:“吾书第一、诗二、文三、画四”。这个排序后人是有争议的,因为即便以排第四的画论,徐渭已被看做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十大画家之一。不妨先谈谈他的画——

一般认为徐渭四十余岁始学画,吴昌硕学画也很晚,但都无碍他们成为首屈一指的大画家。因为学识修养、诗文功底、书法基础、文化综合素质决定了画品的参差高低,而徐渭在这几方面的才能世所罕见。他似乎也没有什么清晰的师承,灿烂的才华和禀赋使他具备了足够的自我激发和艺术创造能力,跌宕的际遇、人生的苦难又决定了他的艺术风格,那就是奇险肆意、激越狂奔、不拘成法、风卷残云。他的画气性大、力度强、笔墨足、意趣狂,后人主要是从精神层面和艺术风格上去领悟他,感知他,而很难从具体哪一方面学他的画。我甚至认为,徐渭的画是没法学的,因为,如果你像他那么画的话很容易误入横涂竖抹、粗头乱服、荒诞不经的歧途。在徐渭这里可以成立的东西,未必在别人身上也能成立。换句话说,徐渭这么画是真有东西在里面,而别人未必。

所以,他被后世誉为中国大写意艺术的开山鼻祖。隔开400年看回去,他仍然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。

再谈谈他自诩甚高的书法。楷书学钟王,行草以宋明诸家为师,其中张旭、苏东坡、米芾、索靖、张弼、黄山谷,尤其祝允明等是他最有心得的大书家。他的书法(主要指晚年的书法)意不在于字,而在于表现强烈的情感。他轻视笔法、规寸、技巧,而是以更具精神向度的审美意识,把字体的架构重新改造,使笔墨线条更加盘根错节,变幻无穷。欣赏他的书法只能从整体着眼,而必须忽略掉局部和细节,否则便不能入得堂奥。可以说,他是明朝最有创造力的一代书法大家,虽然解缙的草书也不错,但却没法和徐渭相比。而且他还是一位书法理论家,有《笔玄要旨》传世。

在我看来,徐渭之画还是略高于徐渭之书。

至于他的文章,主要分为两类:一是实用性文种,比如策论、表疏、序、方志、墓志铭等,包括很多代拟之作;二是小品文类,比如尺牍、题跋、品鉴等,绝大多数皆为本色之作。且看徐渭对自己的文章如何评价:“稍融会六经,及先秦诸子诸史,乃兼并昌黎、大苏,亦用其髓,弃其皮耳。师心横从,不傍门户,故尔无痕凿可指”。好一副自信满满的口吻,谁让他是徐渭呢?

值得一提的还有他的戏曲,代表作《四声猿》被袁宏道认为是“明曲第一”。

对于徐渭的艺术成就,我们只能用“叹为观止”这四个字来形容。因为“诗、文、书、画、曲”皆臻一流之列的大师在中国绘画史上实在找不出更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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